[53]尽管穷人比富人享有更多自由，[54]但这是低层次的自由。
这显然不符合施密特的宪法修改理论，由此证明，实定宪法不是政治意志。成文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依赖实定宪法，而实定宪法则是根据制宪权意志产生的，如此一来，成文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就与人民的制宪权意志发生了关联，宪法被视为人民的宪法。
如下文所述，宪法法正是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保持其最高法律效力。[7]叶海波则于2013年驳斥主权机关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施密特认为人民本身并无固定形态或组织，它的制宪权意志虽然必须直接而明确的表达，但只能靠行动来证明，而不能靠遵守某个规范程序来证明。实定宪法明确、稳定之后，宪法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才能够受到重视和维护。正是由于缺乏对法治这一政治决断的明确与坚决，五四宪法给政治运动留下了一些可被利用的空间。
除此之外，绝对意义的宪法还有另一种含义，即作为规范体系基础的根本法，国家是以该规范体系为依据建构的。[42]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中国的执政党和政治家们未必会接受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推理，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英国式的合宪性审查的逻辑。
如果我们观察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可以看到，在独立宣言颁布后，十三个殖民地都自称为主权国家，受到议会主权传统的影响，各个殖民地的议会都主张自身是主权的承担者。当然，如果这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够接受的模式，那么倒算是聊胜于无的，这个代价倒也是可以支付的。司法系统可能是纳粹独裁时代为数不多的没有极端邪恶的纳粹分子深度介入的部门。如果25年内没有用过这个条款，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得到应用。
林彦：时间有限，我们的谈话也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在穷尽救济途径方面，还可以举一个虚构的例子。
我经常问一个问题，如果将魏玛宪法安置在联邦德国的社会环境里，会有怎样的命运？而如果把基本法安置在魏玛德国的环境里，又会怎样？很多时候，好宪法还是坏宪法的评价仅仅是事后诸葛亮的做法，人们用历史上的成败来划定宪法的得失。季卫东：您刚才提到了紧急状态的问题。所以在加拿大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仍然授予议会特定的权力，用以维持被司法系统裁决违宪的法律的效力。您可以看到，今天在座的有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四位学者，我们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对比观察，我们会向您提问，您也可以向我们垂询。
民主德国地区确实也有主张说，我们既然是从统一社会党的桎梏下获得的解放，而当时统一的条件显得并不成熟，我们可以自主地订立一部宪法，让这部宪法真正运作起来。坦率说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合宪性审查的模式，它并不具备一般的合宪性审查所必须的条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目前唯一能够接受的审查模式。最后的情况是，联邦德国存在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疆域里。第一种形式是抽象的规范审查，即法律规范在宪法法院得到概括性的审查。
司法审查的问题我自己是很感兴趣的。季卫东：非常感谢格林教授。
美国最高法院发展出了一套可裁决性的理论，大法官们通过一个案件是否成熟，是否有实际意义，争议是否具有普遍性等技术，来判断是否能受理这一案件。如何防止这样的状况再次发生，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无计可施。后来紧急状态法在联邦众议院通过，个人诉愿制度最终在1969年才在基本法上得到确认。比起抽象的规范审查，具体的规范审查的出现次数要多得多，每年大约一百多次，至少也有几十次。法院在建立以来的65年里，曾经审查过不同的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些修正案还没有因为违背超级条款而被宣告违宪的。印度的做法是发展出了基本结构的理论，即宪法的基本结构不能被改变。格林：如前所说的，德国宪法法院有职权对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法庭可以将有合宪性争议的法律提交宪法法院裁决。
这种解释方式补充了传统的形式主义的解释方式。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制定法律的主体同时也是审查法律是否违背宪法的主体。
这当然可能会成为让政治势力影响法官意见平衡的机会。这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后面我会再举出案例来列出另外的宪法法院职权，比如政党禁止程序等。如果采取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那么法官势必要经常拿捏一条界线，线的一边是宪法问题，另外一边则是其他的法律问题。
德国的情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德国式的宪法法院诞生于纳粹时代之后。如果出现了违宪的情况，由谁来进行合宪性审查，如何审查才能对违宪的行为有所限制。在德国，如果一般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确信本案涉及的法律违反了宪法，他应当中止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并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解释请求。当然，必须承认，魏玛宪法中有着不可回避的重大错误，当时的制定者并未能够预见其后果。
这当然也和我们有着一部很好的宪法有关。现在案件回到了德国宪法法院，并且三周之前完成了辩论。
当然，在异议意见里也出现了法官认为存在对超级条款的违反的情况。一位德国妇女诉称被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丈夫殴打，在民事法庭要求离婚。
相关的争议仅仅在于法院的组织形式，法官的就职条件，等等。宪法法院的日常工作和大众往往关系不大，否则难以获得超过80％的支持，要知道，对联邦参议院的信任度比例要低得多，而信任某个政党的比例往往很难超过20％。
比如，基本法在立法权方面划定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分权，条文中的一项要求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具有一致性，宪法法院认为这项内容并未提供任何司法上的标准，这仅仅是一个政治的标准，由政治家来决定。两德之间的文化出现了裂痕，所以文化也不是很好的选项。你们可能听说过，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德拉吉2012年提出了债券购买计划，这个计划也在德国的宪法法院受到了合宪性的挑战。很明显的，这并不会挑战政府的职权。
在两岸的宪法学界之间，就未来的国家统一过程里，哪一部宪法将成为统一的基础，也一直存在争论。这可能是早期的法官们证明宪法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1848年革命后在法兰克福起草的宪法里包含了司法审查的条款，但是由于革命失败，宪法也没有实施，司法审查并未成为现实。所以关键在于，要把表达安置在其产生的语境去判断，看看这句表达在特定的情景中所实现的效果。
同时，法官也不会将自己的席位归功于某个党派的支持，也就没有回报某个特定政党的义务。注释: *本文是2016年4月12日迪特·格林教授、季卫东教授、郑戈教授和林彦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一次对话，凯原法学院的马天赐副教授和林浩舟博士生也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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